江山，胡爱国
摘要：作为当今生态文明大国，日耳曼民族的生态文化研究不能被忽视，而这其中的德国环境史研究更构成了德国生态文化研究的核心。与英国、法国环境史研究一样，德国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为工业环境史，或者叫工业污染史。要搞清这种工业污染的来龙去脉，就离不开对此之前各历史阶段环境史的研究，其中的中世纪环境史就深刻地揭示了千年漫长历史时期日耳曼人在其社会形态、思想意识、文化发展和生产技术影响下所形成的特有的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笔者拟从中世纪德国最具代表性的环境要素变化如阿尔卑斯山地区极端气候变化、北海风暴潮灾害、森林砍伐、暴雨洪灾以及瘟疫流行五个方面出发，结合中世纪历史研究中常用的考古分析法和历史文献分析法等进行实证研究，来重构这一历史时期的自然生态系统，揭示日耳曼民族如何在社会—经济—自然这个复合生态系统内求得自身的生存、进化和发展，从而为欧洲中世纪环境史研究增添新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的人们已认识了解自然，能趋利避害，但他们认识自然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们既缺少理性，也没有很好的科学知识指导自己的生产斗争实践，他们所知道的也只是听命于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将自己视为上帝之子，并以上帝意愿和宗教信仰来征服和奴役这个世界，让自然臣服在自己面前。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这种思想自然要被摒弃，但无论如何，中世纪德国环境史研究还是为环境史学呈现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也为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中世纪；德国；环境灾害；环境史；生态文明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生态文明史，而环境史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世界生态文明大国，德国生态文明建设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其环境史在各历史时期和社会各领域也表现出“许多鲜明独特、丰富深邃的思想理念和实践内容。研究好这些内容，无疑可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和行动指南”①。那么，什么是环境史？它的研究内容有哪些？在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DonaldWorster）看来，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历史地位的历史”②；德国环境史学家拉德考（JoachimRadkau）认为，环境史是一门专门致力于“对人类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的长期发展进行研究探讨”的新历史学科①；我国环境史学者高国荣则将环境史概括为“环境与人类相始终的环境史”②。总结中外环境史学家对环境史学的定义不难看出，环境史的研究需涉及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曾引发过哪些环境问题？第二，人类对环境危险存在着哪些感知？第三，人类是从哪里获得解决环境问题责任意识的？第四，为解决环境危险问题，人类曾采取过哪些对策？
有鉴于此，国别环境史中的德国环境史研究也自然涉及这四方面的问题，而中世纪德国环境史的研究则更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文化内涵。在这样一个上起6世纪、下至16世纪横跨一千年的历史阶段，地处中欧的德意志各部落、各城邦联盟在社会形态、思想意识、文化发展、生产技术发生变革的同时，其自然环境发生了哪些改变以及其对日耳曼民族的繁衍生息又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因为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为近代德国环境史研究和后来工业革命时代的环境污染史研究提供理论依据，还可进一步丰富当今环境史学界对欧洲中世纪环境史的研究。作为罗马神圣帝国曾经的主宰者，德意志历史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作为当今生态文明大国的德国，其生态文明史的研究也受到高度重视。笔者拟从中世纪德国最具代表性的环境要素变化如阿尔卑斯山地区极端气候变化、北海风暴潮灾害、森林砍伐、暴雨洪灾以及瘟疫流行五个方面出发，结合中世纪历史研究中常用的考古分析法和历史文献分析法等进行实证研究，来重构这一历史时期的自然生态系统，深刻挖掘日耳曼人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旨在揭示日耳曼民族如何在社会—经济—自然这个复合生态系统内求得自身的生存、进化和发展。
一、阿尔卑斯山地区极端气候变化的出现中世纪初的6世纪，即民族大迁徙时期，欧洲约有万人口，到年左右，欧洲人口数约为万，而到了年的中世纪繁荣期，人口增长则翻了一倍。③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这段时期纬度较低的地中海地区的人口增加约为年时期的一半左右，而纬度较高的法国、英国和德国人口却翻了近三倍。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了居民村落的增加、土地的不断开发使用、城市的大量涌现以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其中，这些纬度较高地区的人口增长之所以会出现猛增势头，还要归咎于此时期气候最适期的出现，即气候状况的不断好转。根据史料记载，维京人在年左右占领格陵兰岛时，其海岸已呈现出一片绿色生机。此时的英格兰也已开始种植葡萄作物，而德国汉堡地区则已开始大量种植酿制啤酒用的忽布作物。此时期夏季温度的上升改善了纬度较高地区某些经济作物不能种植的情况，甚至连英格兰北纬53°地区也能种植葡萄。与此同时，葡萄种植在比利时和北德等地区大面积展开。在阿尔卑斯山东部的前沿山麓，葡萄可以在海拔米的高山上种植。总体来看，此时期英格兰的夏季温度要比今天还要高0.7～1℃，中欧地区的夏季温度甚至比今天还要高1～1.4℃，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气候变化情况。①
到14世纪末，尽管欧洲各地区气候出现不同的变化情况，但总体上已呈恶化趋势。年，温暖的夏季已完全不见，甚至年至年连续3年还出现湿冷夏季的现象。甜菜花期已大为推迟，尤其是年夏季的植被生长普遍推迟。这在以往年的气候变化中从未有过的异常变化。至15世纪末，即年左右，欧洲更是进入了一个夏季气温普遍较低的阶段，尤其是年至年这10年时期内，类似情况连年出现。在此之前，这种湿冷的夏季则是从来没有过的。②
众所周知，这种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冰川的活动情况，因为它在温度下降时会扩大蔓延，气温升高时会消融萎缩。通过对在阿尔卑斯山地区考古挖掘出的很多当时落叶松的年轮密度值进行检测分析，就不难得出气温变化对植被生长会产生影响的结论，即14世纪前的落叶松由于夏季七、八、九三个月气温较高，所生长出的树木年轮密度值较大，且多呈不规则分布状态；而14世纪后的冷湿夏季，落叶松的年轮密度值明显较小，呈规则分布状态。可以说，该地区最大冰川阿莱奇冰川14世纪末的不断增大推进，其重要推手正是这一极端气候变化，直接造成了年至年这40年湿冷夏季的连续出现，并达到最高峰值。在进入年至年年间的小冰期时代，冰川更是不断向前推移，和年相比，年前后格林德尔森林冰川向前推移了m，到年时甚至达到m。只是在年后，由于气温上升冰川融化了两层而缩小至今天的原貌。③总体来看，这年小冰期时代使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植被生长时间至少缩短了两个月，山区居民的牲畜饲养量和奶制品产量也大大减少，尤其是寒冷季节用于取暖和冶炼等的森林砍伐更导致了水土流失和夏季洪涝灾害的频繁发生，从而直接导致近代早期该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由此促使山区居民兴起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植树造林运动，以改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这也为后来德意志境内的大规模植树造林运动开启了先声。
其实，这种气候变化和森林砍伐以及在危险地区搭建房屋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们的居住方式。冰雪融化以及暴雨肆虐后所形成的洪涝和泥石流灾害已经威胁到阿尔卑斯山山谷中很多村庄的安全。18世纪厄茨塔尔山谷（Oetztal）中的乌姆豪森村庄户房屋中的67座就曾被泥石流所掩埋，被掩埋的这些家庭随后被迫重建或移居他处。此外，厄斯滕村庄（Oesten）中的很多房屋也被18世纪的10起以及19世纪的14起泥石流冲毁。①
二、北海风暴潮的频繁发生如果说阿尔卑斯山地区遭受的自然灾害多为冰川、泥石流和洪涝灾害，那么北海沿岸低湿地地区所遭受的自然灾害则多为北海风暴潮所引发的溃坝危险。有关德国最早的北海风暴潮记载，可见于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GaiusPliniusSecundus）57年至58年在其漫游日耳曼很多地区后所写的著作中。②中世纪丹麦历史学家格拉马提库斯（SaxoGrammaticus）在其历史著作中也多次提及弗里斯兰岛经常溃坝的灾害发生情况。③此外，很多天文历书和教堂经文也有大量关于严重风暴潮灾害历史记录，如年2月17日发生的于连风暴潮（Julianenflut）、年1月16日发生的第一起马塞卢斯风暴潮（Marcellusflut）、年12月14日发生的露琪亚风暴潮（Luciaflut）、年11月23日发生的克莱门斯风暴潮（Clemensflut）以及年1月16日发生的第二起马塞卢斯风暴潮（Marcellusflut）等。④应该说，从12世纪开始，人们在北海沿海已全面垒筑堤坝，防止风暴潮的侵袭。正由于有这样得力的防灾举措，很多肥沃的低湿地和低洼草场被开垦出来，为该地区12世纪、13世纪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13世纪黑死病的爆发使该地区人口锐减，许多村庄变得荒芜而被抛弃，这种萧条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4世纪中后期。而且此时期由于极端气候的出现，北海风暴潮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以至于原先所垒筑的堤坝已无法抵挡这些风暴潮的肆虐。特别是第二起马塞卢斯风暴潮所掀起的海浪不断冲刷北海雅德布森海湾（Jadebusen）、多拉特海湾（Dollart）、雷布赫特海湾（Leybucht）和流入北海的哈尔勒河口（Harle），不仅使海湾和河口面积不断增大，还造成北弗里斯兰地区乌特兰德（Utlande）一带大量居民村落的毁灭。据史料记载，这场风暴潮使数万人丧生，此外还有大量的家畜、教堂、小岛、大坝、道路、田野、草场等毁于一旦。⑤这种频繁发生的风暴潮灾害证明此时期的大坝已无法抵挡海浪风暴的侵袭，这是因为大坝垒筑得过低且过于细窄，一旦溃坝，洪水就立刻会冲毁大坝，倒灌进内陆，然后再侵蚀冲刷其他地段的坝基，从而造成更多的坝体垮塌；尤其是坝内抽水排干后，干燥收缩地段所垒筑的大坝一旦溃坝，更容易发生更大的灾害，巨浪冲击奔涌的速度则更惊人。而且北海沿海岸多泥煤地，当地居民为挖取此泥煤做饭取暖，所以地势下沉就更显突出，这就更加剧了溃坝后洪水泛滥的危险。此外，由于当时市场盐价走俏的缘故，很多地下盐的开采也加剧了地基的不断下沉，这些也会给溃坝带来巨大隐患。①根据当时的风俗，附近居民具有维修看护大坝的责任和义务，因为这项义务是和他拥有坝后种植放牧的田地草场的经营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若是他不愿或没有能力维修看护大坝，那他就将自家的铁锹插在坝头，以示放弃这里的田地草场财产及居住权，从此迁出此地，奔走他乡；若是有哪个居民愿承担此义务，他就拔出此铁锹，以示接受得到迁离此地居民的田地草场等财产。这种大坝自我管理方式于12世纪以所谓的《铁锹法》这种法律形式被确立并一直沿用下来。年德国法学先驱雷普高（EikevonRepgou）所撰的德国第一部法典中就明确记载了这一法律条文，其中的第56条第3款明确规定：“凡有住在水边或拥有大坝的居民，皆有防止洪涝发生的义务。每个村庄都应该在风暴洪水来临前加固好所看护的坝段。”②此外，中世纪施特丁根地区（Stedingen）和汉堡附近威廉堡地区（Wihlhelmburg）所属辖国颁布的《铁锹法》都非常明确地确立了坝区居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③鉴于此，增高大坝已成为当务之急。而据考古发现，今天北弗里斯兰岛中的佩尔沃姆岛（Pellworm）和诺特施特兰德岛（Nordstrand）所发掘出的14世纪大坝，证明当时的人们已开始抬高大坝，以应对更严重风暴潮的侵袭，并取得了很好效果。虽然说北海风暴潮灾害属自然灾害，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人灾：今天北海沿岸浅滩地发掘出的许多当年挖煤采盐的历史痕迹，表明了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势必会加剧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后果，这一点也印证了人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三、森林砍伐所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根据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在其历史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的描述，在1世纪之前，地中海北部的广袤地区还曾被一望无际的黑森林所覆盖。④然而进入到8世纪，由于当时铁器农具的不断改良和以马代牛这种效率更高耕作方式的出现，土地开垦和草场开辟面积不断增加，而这些土地的获得正是大片森林被砍伐的结果。这些开垦过的土地或变成种植田亩，或变成村庄，或为城市的发源地，加洛林时代（—）的中部山区、艾菲尔盆地黑森林（Schwarzwald）等地方都曾留下这样的历史遗迹。根据花粉分析考证，也是在中世纪早期，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山毛榉树差不多就被砍伐殆尽，但随后又自然生长了出来。只不过这种自然生长的情况并不是在每个地区都能出现，而是要取决于各地区的自然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们对山毛榉木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乃至于到中世纪中期时，它的自然生长速度已赶不上人工砍伐的速度，此时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山毛榉已基本消失，这种情况也迅速蔓延到施瓦本山等地区。①在此后的萨利安王朝统治时期（—）至史陶芬王朝统治时期（—）的多年内，即中世纪中期，森林资源利用则经历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匮乏期。森林大面积砍伐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水土的流失。由于没有森林覆盖的光秃地表很容易被雨水侵蚀冲刷，所以泥土往往被冲进山谷河道，今天的埃尔斯特河（Elster）、穆尔德河（Mulde）、普莱瑟河（Plei?e）以及萨勒河（Saale）等有些河段的河谷滩地中的泥土厚度深达好几米，通过考古证实这些泥土都是此时期山坡地表裸露遭雨水冲刷后直接流进河谷的结果。②这些堆积的泥土直到今天也不能被有效利用，除了能在上面种植一些牧草和易生林外，其他树木则很难生长成材。到中世纪晚期，仅城市建筑材料所使用的木材量就非常惊人，市民盖房用的木材多用粗大结实的橡树和冷杉树干，就连瓦片也用木制板材替代。在教堂建筑方面，木材的耗用量更是惊人，汉堡佩特里教堂（Petrikirche）的顶梁一次就用掉多根古老的橡树树干，另外，盖板和衍架也耗费了大量木材，这意味着一块相当大的森林地被毁。③建于年的慕尼黑圣母教堂20年内至少用掉了两万根橡木、榆木和桤木。④在战船建造方面，北部地区的许多森林也被毁坏。一艘战船的建造一般需要根橡树木材，这就相当于0.hm2的森林被毁。⑤
除此之外，中世纪工商业生产也需要大量的木材，如制盐、金属、玻璃、石灰、木器等行业也需用大量的木材。通过花粉分析，阿尔卑斯山富森（Füssen）北部地区的矿山开采和炼铁活动在中世纪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因为这些地区的泥炭地表层中均含有铅和镉这样的金属元素，这表明该地区当时既有大量铁矿砂和铜矿砂的提炼，也意味着其周边地区曾遭受过大量的森林砍伐。此外，中世纪末期锯木厂的出现对森林生存也构成了巨大威胁。根据菲林根地区（Villingen）的有关历史记载，位于基尔希海姆（Kirchheim）和普法芬维勒（Pfaffenweiler）周围的针叶林带附近的许多河流旁的锯木厂，在年至年间不断建成，它们靠水力带动，于是大批的薄板条被生产出来。在此之前，全靠刀砍斧削制作的薄木板加工速度相对较慢，而有了较为先进的加工工具后，森林毁灭的速度则更快了。⑥由于中世纪中期采矿冶炼业的蓬勃发展，许多诸侯城邦的君主也开始认识到垄断森林资源的重要性，如何有效控制这种资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年，巴巴罗萨皇帝（FriedrichI.Barbarossa）在有关山地特权令中就规定了神圣罗马德意志帝国对森林所行使的特权。①当然，严禁森林砍伐的真正目的大部分还在于诸侯君主对自己狩猎地的保护，如科隆附近的哈姆巴赫森林地（HambacherForst）、波恩附近的考滕福斯特森林地（Kottenforst）、慕尼黑附近的艾博斯贝格森林地（EbersbergerForst）等。这些森林地多位于城堡宫殿和城市边，一般都要被圈护起来，以防陌生人进入和野生动物跑失，如13世纪末的纽伦堡和维尔茨堡等诸侯城邦就拥有这样的森林苑囿地。其中的纽伦堡于于年就颁布了德国最早的城市森林管理法令，城门外的森林苑囿地也正式纳入其城邦管理之下。②应该说，从14世纪开始，根据有关历史记录，不少诸侯城邦边的森林砍伐已得到有效遏制，甚至在德意志境内，有些诸侯城邦还颁布了植树造林的法令，如年埃尔福特城市森林中就有许多新栽培的树苗。被誉为“森林之父”的纽伦堡人施特洛姆（PeterStromer）就曾于年发明了纽伦堡针叶林育苗法，这种造林技术使纽伦堡森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工造林区。年，纽伦堡开始有了人工培育橡树种子的记载。到1年前后，纽伦堡已成为欧洲树苗种子买卖最兴盛的城市。③四、暴雨洪灾所带来的灾难恶劣天气所形成的暴雨灾害也给中世纪德国带来很多不小的灾难。每当大雨来临，这些裸露的地表就直接受到雨水的侵蚀，因不能及时吸收更多的水分，这些地表层往往和农作物一起被雨水冲走，这种情况在中世纪繁荣期森林大面积砍伐地区显得更为严重。所以，农作物收成和田园景观变化是完全取决于天气因素变化的，也就是说，气候变化、水循环和土地利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至14世纪上半叶，因极端天气出现所造成的暴雨灾害多次在中欧地区发生，如年的一场暴雨就使温斯特鲁特河（Unstrut）、萨勒河（Saale）、埃尔伯河（Elbe）和穆尔德河（Mulde）等河流决堤而造成大面积的洪涝灾害。德国学者坡奇（ChristianGottliebP?tsch）年就曾对埃尔伯河经受暴雨时的受灾情况进行过相关描述：“主教区的历史书写者立马意识到，整个德国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洪灾，许多城市、村庄和田野都已被淹没在洪水中，不仅如此，还有许多人畜也被这场暴雨夺走了的生命。”④以埃尔伯河为例，14世纪上半叶它就分别于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和年经历过9起暴雨洪灾，特别是年这场洪灾更是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事实上，这场雨灾就是因为上年严冬多冰雪天气，并一直持续到该年元月份，而二月初天气突然变热，河流上游波西米亚地区和萨克森地区的河流因冰雪的快速融化而发生洪灾，巨大冰块更是将布拉格附近的穆尔多（Moldau）大桥也给冲垮。巧合的是，同年埃尔伯河夏季七、八月份的洪灾又将德累斯顿和迈森的许多桥梁冲毁。此外，类似灾情在巴伐利亚的上弗兰肯和下弗兰肯地区以及法兰克福等地区也曾出现过。其中流经法兰克福的美因河（Main）的水位高达7.85m，已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水位警戒线。从历史史料分析来看，年7月份的这场雨灾涉及德国大部地区，南至多瑙河，北至北海沿海地区，可见受灾面积之大，受灾程度之重。①当然，这些雨灾的发生主要还是中欧地区的极端气候情况所致，和后来年7月、年7月以及年7月所出现的雨灾天气相类似。究其原因，根据现代气象学知识，是英格兰南部地区高气压区以东一直延伸着一个低压槽，它南起亚得里亚海，北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地区，正是这个低压槽导致了欧洲西北部地区冷空气的侵入，从而和来自于地中海地区的暖湿气流剧烈交汇，暴雨天气随即形成。根据史料记载，年后的很多年份也都出现过极端天气。在许多气象学家看来，年至年这5年的气候异常变化有可能是近千年以来生态环境压力最大的5年，漫长的冬季、阿尔卑斯山地区不断迁移的冰川、冷湿的夏天、不断的洪涝灾害显然都是造成生态环境压力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五、瘟疫流行所导致的人口下降鼠疫的蔓延主要由跳蚤传播而成，一旦人被带有鼠疫病菌的跳蚤叮咬，几天内就会毙命，这是因为人的血液循环系统在被叮咬感染后会很快导致淋巴管的肿胀，由此引发血液中毒。常见的鼠疫症状有肺型鼠疫和腺型鼠疫。在美国神经学家贝恩施泰因（WilliamBernstein）看来，欧洲鼠疫的出现是由于13世纪末蒙古人入侵欧洲打通欧亚大陆时通过直接贸易而带入③，但有很多学者认为，鼠疫病原则上是由其他海路所带入，不管如何，年一场以肺型鼠疫和腺型鼠疫形式出现的大瘟疫突然间肆虐了地中海北部地区。由于无药可治，马赛港曾试图用隔离检疫的办法来控制此疫情，但一切也徒劳无益，因为此时的疫情早已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鼠疫首先在马赛、墨西拿（Messina）和君士坦丁堡传播，次年已蔓延到塞维利亚、巴黎、伦敦和北德的吕贝克（Lübeck）、丹麦和挪威，年蔓延至华沙，年蔓延至莫斯科。从德国全境来看，当时差不多所有地方都曾遭受过鼠疫的肆虐，仅少数地区如弗兰肯地区和波西米亚地区幸运躲过此劫。至年，鼠疫差不多已蔓延整个欧洲并夺走25%～35%人口的生命。此后，每过一两百年，鼠疫都会再次肆虐欧洲，直至年最后一次消失。④在给人们带来巨大死亡恐惧的同时，这种瘟疫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甚至连食品的供应也处于一种瘫痪状态。此外，人口的急剧下降也引发了人们对贵金属的需求，这从年后矿冶业中金银提炼所产生的更高成本中可看出。巨大的成本导致了矿山的废弃和矿冶业的萧条，从而导致矿区城市的衰退甚至消失。在农村地区，由于人口稀少，村落荒芜，正常的农业生产已不能开展，剩下的只能是饥馑和瘟疫的进一步蔓延。根据历史发现，年第一次瘟疫的大流行曾重创磨坊业和磨坊主，除一种名为印度鼠蚤(Xenopsyllacheopis)的跳蚤种类大量寄生在粮食谷物中传播鼠疫外，还有一种喜生活在空气湿度为90%～95%、温度在15～20℃之间名为人蚤（Pulexirritans)的跳蚤种类，也成为重要的鼠疫携带者。可以说，农户收藏储存的粮食谷物为这类跳蚤提供了便利的生存条件，而这些跳蚤通过粮食谷物的运输、生产、加工也顺带着进入到城市乡村的各行业领域，其中，磨坊和面包房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瘟疫传播的重灾区。如在吕贝克，首先被传染的是面包房，随后是面包房附近的邻居。在汉堡市财税部门当年记载的历史资料中，约有35%的面包房工作人员死于此灾难。另外，许多文献资料也记载有磨坊因瘟疫流行而不得不关闭的事例。在中世纪，受认知水平的限制，人们将鼠疫发作看成是上帝对有原罪的人类的一种惩罚①，所以，人们只能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甚至在13世纪、14世纪还多用皮鞭来鞭笞自己，以求得上帝的宽宥。此外，人们还信奉瘟疫神罗切斯（RochusvonMontpellier）和殉难神圣·塞巴斯蒂安（S.Sebastian），他们去罗马朝圣，以求得治愈疾病。②不过，在中世纪，也有一些地区在信奉神灵的同时，一直和瘟疫进行着抗争，如贝尔根（Bergen）大主教就曾在年发布教令，告谕教民应连续5天做弥撒、举行宗教游行仪式、斋戒、祭坛祭拜等宗教活动，以驱赶瘟疫。不过，队伍游行和弥撒祷告却因为人群的密集更加剧了瘟疫的传播，从而导致更多人的死亡，所以，年，意大利威尼斯教会在瘟疫传播期禁止教民从事这类宗教仪式活动，这也意味着这类抗争方式在欧洲的全面停止。③总之，瘟疫发生后的欧洲大陆，正如美国环境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nmH.McNeill）所说的：“迷茫和压抑的氛围也变得像瘟疫流行那样不可逃避……欧洲也因此进入了历史的新时代。”④六、结语综上所述，极端气候、暴雨洪涝以及鼠疫传播等自然灾害频发所导致的年至年的3年大饥荒，终于给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大陆打上了一个萧条的烙印，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到处被荒弃的乡村田野。许多村落十室九空，许多教堂、修道院牧师以及庄园主也不得不另走他乡，许多庄园里的农民随之获得自由而进入被鼠疫肆虐一空的城市，成为商人和手工业者。当然，村庄荒弃也不是全德境内都有的事，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各地不同地理条件的限制，如13世纪、14世纪威悉河和埃尔伯河之间地区以及西北部平原地带就发生较少，而在山区却发生较多，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山区斜坡上很容易被雨水冲走的水土流失易导致土地贫瘠和造成农业歉收，得不到良好耕作保护，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和人灾的侵袭，就自然造成村落田园的荒弃，这一点已被很多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所证明。①根据德国南部城市班贝格（Bamberg）年有关历史记载，所有村落中有15.4%的村落被统计为荒弃（desolatum）的村落。年至年间坐落于山区的弗兰肯瓦尔德（Frankenwald）地区的许多村庄也被荒弃。此外，据考古发现，德国西部威斯特法伦地区霍克斯特尔（H?xter）和锡根（Siegen）之间0km2范围内的近40个村庄也都被荒弃。②不仅许多村庄被荒弃，就连中世纪末的很多小城市也因为各种环境原因被迫荒弃。12世纪至15世纪随着城市的不断兴起，很多村落的景观也随之发生了很多改变，这是因为随着城市居民生产生活需求不断扩大，其交通设施和防御功能也必然延伸到周边的乡村地区。颇为有趣的是，年至年这50年既是欧洲城市的繁荣期，也正是许多小城市被荒弃的衰落期，如北德地区由于史陶芬王朝的衰退以及随后出现的王位空缺期（—）很有可能使所辖的教堂侯爵和庄园主们失去权力支持而导致中小城市的衰落。③当然，这些小城市被荒弃不只是权力斗争导致的，其所处的战略交通位置有利与否也有可能影响到自身的生存。许多封建领主就因其所处城市敌不过后来封建庄园主们所兴建的较大城市而败下阵来，只因为他们所处的城邦已失去市场竞争力，如有些矿山城市由于其矿冶业的衰落最终也变成一座荒城。此外，很多城市因不能进行远距离贸易，最终也只能接受衰败的命运。所以，地处深山内陆的城市就不能和河流海洋边的城市发展相比，这正是古罗马时期莱茵河边的科隆、摩泽尔河边的特里尔、茵河边的慕尼黑以及美因河边的法兰克福成为中世纪大城市并一直保持长盛不衰的原因。所以说，权力斗争变化、经济增长需要、军事防御需要以及自然条件变化都有可能促使一个城市的兴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虽是很多自然灾害发生的推手，但如没有森林砍伐，没有土地开垦，没有城市兴建，他们就不能养活自身，就不能在生产斗争实践中认识这个世界，并发现和挖掘自身的潜能，以创造一个像今天这样文明进步的世界。尽管中世纪曾出现过许多极端气候变化、洪涝灾害、森林被毁、传染病流行、村落荒弃、城市衰落等现象，甚至饥馑、蝗灾以及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灾害，但和后来的近代社会以及工业革命时代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相比，这些灾害尚不足已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毁灭。需要我们理解的是，尽管当时的人们已认识了解自然，能趋利避害，但他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既缺少理性，也不能运用科学知识和自然交往，他们所知道的也只是听命于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将自己视为上帝之子，并以上帝意愿和宗教信仰来征服和奴役这个世界，让自然臣服在自己面前。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这种思想自然要被摒弃，但无论如何，中世纪德国环境史研究还是给我们呈现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也为我们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AStudyofGermanEnvironmentalDisastersintheMiddlesAges
JiangShan,HuAiguo
Abstract:TheecologicalstudiesoftheGermanicpeople,acurrentmajorpowerofeco-civilization,cannotbeneglected,amongwhichstudiesofGermanenvironmenthistoryconstitutethecoreofGermanecologicalcultureresearch.Itiswellknownthat,likeBritainandFrenchenvironmentalhistorystudies,thestudyofGermanenvironmentalhistoryfocusesonthehistoryofindustrialenvironment,orthehistoryofindustrialpollution,includingthestudyofenvironmentalhistoryinformerperiods.Especially,theenvironmenthistoryintheMiddleAgesdisclosestheuniqueinterrelationsbetweenmanandnatureundertheinfluenceofsocialformations,ideologies,cultureandproductiontechnology.Witharchaeologicalandhistoricaldocumentanalyses,thepaperanalyzesthemostrepresentativechangesofenvironmentalelementsinGermanintheMiddleAgessuchastheextremeclimatechangesintheAlps,thestormsurgedisastersintheNorthSea,deforestations,floodingdisastersandepidemicplaguestorestructurethenaturalecologicalsysteminthatperiod.ThestudyrevealshowtheGermanicpeoplepursuedsurvival,evolutionanddevelopmentin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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