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杜尚（MarcelDuchamp）
马塞尔·杜尚（MarcelDuchamp-），出生于法国，年入美国籍，二十世纪实验艺术的先锋，纽约达达主义的团体的核心人物。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是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他的出现改变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可以说，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艺术，主要是沿着杜尚的思想轨迹行进的。因此，了解杜尚是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关键。
未来千年艺术备忘录——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思想家的杜尚
年，18岁的杜尚（MarcelDuchamp）为了逃避兵役，装模作样学画版画，侥幸成了一名艺术家。没有人料到，这个三心二意的青年会成为改写西方艺术史的千载大家。穿越时空，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5岁的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作为志愿者积极参军，据说，他是因为生命困惑而去送死，这却促使他在战壕里写成了改写西方哲学史的《逻辑哲学论》。
杜尚的意义在于他异常彻底的思想与生活，这一点和维特根斯坦惊人的相似。维特根斯坦可以在飞行员和哲学家之间左顾右盼，杜尚则漫不经心成了艺术大师；维特根斯坦三十出头心甘情愿去当小学教员，杜尚后半生则气定神闲，乐在“棋”中。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我们面前，它既不解释什么，也不推演什么。因为一切都已公开地摆在那里了，没有什么需要解释。”而杜尚的艺术也是那样“明摆着的”，坚实地表达着世界，而且“像水晶一样清晰”。
杜尚初期的作品并未显露任何天才式的特征，像《布兰维尔的风景》那样印象主义的画作丝毫不能见出一个大艺术家的深沉慧根。然而，当杜尚开始画出一些立体主义的重要作品，尤其是为哥哥的厨房画《研磨机》，着手创作将“时间-运动”作为考察对象的《下楼的裸女》，他已经对传统的静物美学产生怀疑，反对视网膜的感性美，而这意味着思想的开端，一扇朝向另一些事物的窗户悄然洞开，新的艺术游戏规则而非美学规则正在静寂中酝酿一个世纪的暴风骤雨。
杜尚的艺术在于呈现了真实的世界图几。真和假，美和丑，意义和空虚，这些平常对立的事物，不再冤家路窄，水火不容，而是任杜尚拿捏，全部成了杜尚的把柄。因为，对事情起作用的既不是在正确的情况下，也不是在错误的情况下，而就是“在……情况下”，自相抵牾之物在杜尚这里完全相辅相成。所以，无论是写上“断臂之前”的雪铲，还是以丑博美的《泉》，无论是动静相歼的《自行车轮》，还是在传世名作上随便画胡子的《L·H·O·O·Q》，无论是意义明灭的《不幸的现成品》，还是将“开”和“关”同时体现出来的《门》，在这些独异的作品中，真实和荒谬，严肃和戏谑，思想和空无，公理和变化，权威和日常，匠心和随意，形成拉弓射箭式的急遽张力。这种张力是在巨大的平静中生成的，丝毫不亚于米开朗基罗弓着身子在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上雕画《创世纪》。值得惊叹的是，杜尚自始至终没有站在事物对立的两端，而是沉浸入一种本然性的框架，呈现出一种散溢性的思想图几：有和无、美和丑的对立、冲突、缓解、消散以至圆融。
杜尚不喜欢貌似庄严的华丽，他的艺术始终致力于一种观念的真朴性和直接性。当本雅明畅言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华年》“来自一种不可思议的综合，它将神秘主义者的凝聚力、散文大师的技巧、讽刺家的锋芒、学者的博闻强记和偏执狂的自我意识在一部自传性作品中熔于一炉”，而杜尚不可思议地拒绝这一切。杜尚一生都没有看过《追忆似水年华》，他在晚年的访谈中说自己也不想看。对于杜尚，时间不是像普鲁斯特汪洋决堤般的“过去”式回忆，也不是海德格尔的“未来”或“地平域的对撑”，也不是胡塞尔的持留记忆、原初印象、连带展望的三元动态展现，也不是维特根斯坦的日常生活的“宗教气氛”，而就是像《下楼的裸女》表达的那样，是一种共时性的宁静、碎裂、自足与厌倦，是“新闻、故事和视觉”的冷静合谋。在这里，杜尚并没有像二十世纪深具影响的文化大师那样将时间和心灵联系起来，而是接近亚里士多德说的：“时间或者同于运动,或者是运动的一种规定。”或者说杜尚和亚里士多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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