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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到手术室上班，出来门口迎接我的是位当地医生，他叫胡安。
“胡安，在哪里有更换进手术室的衣服和口罩帽子？”我问。“你自己没带吗？这些东西都得你自己带过来。”“那怎么办？我不知道自己要准备这些，现在怎么进手术室？”我说着。
胡安调头走进手术室，找来了两件一次性手术衣，从其中一件残旧些的手术衣上撕下来两块，递给我说：“这块包住头当隔离帽，这块小的系脸上当口罩。”
我照胡安说的做，弄完后我照了照手机屏，妥妥的我把自己包成个穆斯林，只露出两个眼睛。
进入手术室，两个护士在护士站用绣花针缝制纱布，红色绿色的缝线在纱布上显得格格不入；另外两个护士则不停地从一大卷脱脂棉花上抓取小块下来，搓成棉球。
“这些准备拿去消毒吗？”我指着装在铁罐里的棉球问。
“不，合着酒精，直接就能给病人用。”一个护士回答。
在我的印象中，必须是高温消毒过的才能使用。我突然感觉这身衣服脱丝的布纤维刺激着我的皮肤，瘙痒起来，我惴惴不安，问胡安：“这衣服是干净的吧？怎么会有这种衣服？”
“当然干净的！我们有些手术会用到一次性的衣服、布巾。用完后由护士收集，拿到供应室清洗消毒。”
“什么手术会用一次性的衣服？”我追问。“像一些艾滋病、化脓感染的手术。”胡安的回答让我更加不安，简直到了惊恐状态，我盯着胡安看。
胡安见我这惊吓状，笑了笑说：“不用担心，隔壁就是消毒供应室，我带你去看看。”
只见供应室的一个架子上堆满了各种蓝色旧衣服旧布单，胡安介绍：“你看，就这些，都还能用……”
我尝试接受这些，问道：“那我今天这衣服是不是还要洗干净以后再用？”
胡安摇了摇手否定，“这个你用完后，留下来给清洁工人擦地板。”
就冲着这个节约劲，我佩服得给胡安竖起大拇指。
当我进到手术间，一个女医生直接带一个塑料袋当手术帽在观看手术。看来我今天有这样的装束，已经算幸运了。然而接下来的，我只能用“太吃惊了”来形容。
过道里放着一台高压蒸汽消毒机，一些操作包堆放在消毒机上，看着那些像抹布一般的蓝色布料，破烂了还舍不得丢弃。
胡安边介绍边演示着如何操作消毒锅：“你以后操作完，把自己的麻醉针打包好，放到这锅里消毒。锅一定要关紧，按开始加热前，检查下水够不够。”
“对于那些传染性强的操作，麻醉针要先用消毒水泡着。”胡安指着一个小铁瓶。不说我还以为是丢废弃针头的。
我发现有个手术包，外层布巾破烂口子的没能包住操作器械，问道：“布料都烂了，这个操作包还能使用吗？”“放心，没问题！”胡安回答得很畅快。
我不敢相信胡安的回答，是不是没事，会不会引起感染，我得亲眼所见后才能知道。不过这些重复利用的穿刺针，倒是能给患者节约不少钱。
节约无止境胡安带我到外科病房访视第二天准备做手术的病人。
一个当地医生正在病房外头的小手术室里用矿泉水给病人洗伤口，大概矿泉水太凉了，当地医生把矿泉水倒进塑料盆里，用“电热棒”加热。
来非洲前，我听说非洲这边会用矿泉水冲洗腹腔；
用指甲油或者胶水补牙。
我本怀疑这传说，如今这一幕，我相信那传说是真的了。
我问胡安：“怎么不用生理盐水，矿泉水不会加重伤口感染吗？”“不会，矿泉水比那化脓的伤口干净多了。”胡安回答。
无菌与干净，他们还有这样的对比方式。
走进病房，一个住院大厅，病人或躺着、或坐着，骨科病人、烧伤科病人、胃肠科病人，男人女人，大人小孩，病人家属，全部混杂住着。
虽然开着窗，然而阴潮闷热的天气，加着黑人特有的体味，一些狐臭味，一些香水味，五味杂陈，闻着让人觉得有些胃肠反应，一刻也不愿多呆。
看着各个床头柜上，堆放着生理盐水、注射器和各种药物，有些药物的瓶口开了，用胶布封贴着。
我拿起一个端详着，问胡安：“这样子用胶布贴着，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这儿都这么做。药物没用完，贴上胶布，下次还可以用。这些都是病人自己花钱买的！”
“那这些注射器和输液管呢？”“只要不堵塞，可以一直用到出院！”胡安回答。
我不得不佩服当地人之强壮体魄。第二天，我与胡安合作一台骨科手术的麻醉。胡安打开他的麻醉操作包，一些麻醉针插在一条发黑的纱布上。
我实在看不顺眼，问道：“胡安，你这纱布怎么还不换一条，黑色的了！”
“还能用，为什么要更换！”我想我真的是那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
果然也不出我所料，胡安的药箱里，存放着许多没用完，胶布贴着的药瓶，一些药物的白色结晶已经凝固在胶布上。
对于这样的做法，想必也是经过了无数次这么做，没有负面事情发生，我也就开始入乡随俗了。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我还是只能用“太惊讶了”来形容。
由于手术时间过长，需要增加全身麻醉。不幸的是，胡安没有全身麻醉药物。倘若让病人家属马上去购买，即使有钱，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我眼睁睁地看着胡安，胡安也看着我。不过，胡安灵机一动，拉开抽屉，露出了五六只装着药的注射器，显然是以前用剩的。
我吃惊地问胡安：“你打算用这些药吗？是什么时候的？”“这是上星期我放在着抽屉里的！”胡安找到了药，一脸兴奋地回答。
“不，不，这药不能用了。放了一个星期，变质了，里面也有细菌了。”我劝说着。
然而胡安还是兴奋地一边加药一边对我说：“我们经常这么做！没问题。”
“如果病人出现药物副作用，怎么办？”“嘿嘿……别担心，我到现在也没见过你说的事情！”我没有继续说什么，只能希望病人运气好些，不会发生什么药物副作用。
临近手术结束，骨科医生说要放置一条伤口引流管。只见胡安不慌不忙地从柜子底下拖出一水桶，打开盖子对我说：“以后你需要用到气管导管、吸痰管和引流管，都可以来这里找，但记得用完洗干净后再放回来浸泡消毒。”
我看着有些管子已经用到发黄发硬，变质了。哎，无力地感叹，真的是很节约！胡安取出一条管子，让器械护士剪下一段给骨科医生。
本以为手术结束，包扎伤口了，今天大概不会再有什么“辣眼睛”的事情发生了。
然而骨科医生给病人伤口贴了一层纱布后，就让护士递给他卷纸，一圈一圈地缠绕起伤口了。
我惊讶得眼皮不眨一下，这可是纸巾！用纸巾来包扎伤口！
骨科医生得意地指着纸巾，“你看，不错。效果很好！”“呵呵，你让病人把他家擦屁股的纸拿过来吗？”我开玩笑说。“呀！是的。”
一台手术，让我惊讶了一上午。
下班时间到，我摘下我的隔离帽。
一个护士走近我，笑着对我说：“LIN，你的帽子给我！”“这是一次性的！”“没事，我拿回去洗洗还能用！”
我二话不说把帽子递给护士。心想着赶紧离开，别再挑战我的三观了。术后，我连续追踪观察了这个病人三天，担心着会不会有过敏、菌血症或者一些脏器毒性发生。然而结果，什么也——没——发——生！“按麻”下割包皮我曾经看过非洲部落医生给一群小孩切包皮的视频。
视频里的部落医生把小孩的包皮拉到砍刀与砧板之间，用木棍往刀上一锤，包皮掉下来，一刀搞定，随之立刻上树枝夹子止血，换下一个小孩。
医院也见过许多小孩切包皮，最小的两个月，一般都是两三岁的小孩，令我无法忍受的是这种无麻醉的切包皮手术。
手术时，三四个护士紧紧按住小孩的手脚，外科医生就像阉猪仔一般地操作，任小孩他如何挣扎，哭声如何响彻云霄、惊天地泣鬼神。
小孩的父母就在手术室门口表情煎熬的等待，或干脆捂住耳朵，有时候我会上前安慰几句：“没事的，你的小孩很强壮，没有打麻醉是这样的。”
我也跟当地外科主任交涉过，如此不打麻醉做手术，太粗暴太残忍。
外科主任倒是反驳：“小孩长大后，不会记得的！”
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主动要求给小孩打麻醉，外科主任则很惊讶地反问：“你们中国的小孩切包皮都要打麻醉吗？”
“当然，这是必须的！”我严正地回答。
“我们这儿不用，你也学一学，回去传授给你们的中国医生。”外科主任笑着说。
我听完无言以对，一脸不可思议。从那以后，但凡有切包皮，我便迅速逃离到与手术室联通的供应室去。
护士们也醒目，每当抱着准备切包皮的小孩进手术室，便指着小孩的“老二”提醒道：“LIN，要割了！”
一个叫杜克的患者，准备做胸壁肿物切除术，胡安让我帮忙施行全身麻醉，但不清楚肿物是否累及到胸腔。
“胡安，这手术必须监测心电图，我需要些电极片。”胡安一时也不知道去哪找电极片，问道：“以前不都这么做？怎么这次需要电极片？”。
“那可不一样，心脏也在胸腔里，手术可能会对心脏有影响！”胡安开始到处翻找。
见习护士突然向我提问：“什么是心电图？”
我只能用极其通俗的语言告诉她们：“心电图就是心脏细胞的电流，通过这些线传到监护机器上成为图形显示出来。观察这些图形可以知道心脏细胞的情况。”
“什么是细胞？”
也真难为这些重返校园学习的家庭主妇们，我把问题甩给胡安：“胡安，你说下什么是细胞！”
我则纠结于是否妥协不作心电图监测，妥协将就吧，可能存在危险；坚持吧，又可能使局面比较僵硬。
我绞尽脑汁，突然想起一些物理原理，需要做下试验。我撕了几条胶布，拿了一些棉花，将心电导线和棉花一起贴在杜克的胸壁上。
当我往棉花里注射生理盐水，见证奇迹的时刻出现了，心电图显示在监护屏幕上，并且持续稳定地出现。
对于试验成功，我兴奋地告诉胡安：“以后不用让患者去买电极片了，就这样子做！”“你懂的还真多！”胡安微笑着说，给我竖起了大拇指。欲要了解更多“我在非洲当麻醉医师”的故事，可阅读《愿非洲安好》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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