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某些非洲国家陷入了政变与内战的恶性循环，而有的则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为什么统治者采取的防政变策略会引发内战？为什么有些统治者宁愿承担政变风险以避免内战爆发？
引言年1月15日，位于南苏丹共和国首都朱巴的总统卫队大本营爆发激烈枪战，交战者为来自不同族群的士兵。次日上午，萨尔瓦·基尔总统在记者会上指控前副总统里克·马沙尔（年7月被解职）图谋政变才引发了流血冲突。枪战后不久，独立不到三年的南苏丹又陷入了内战的泥潭，这种由政变转为内战的冲突模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甚是常见。问题在于，为什么只有某些非洲国家陷入了政变与内战的恶性循环，而有的则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对此，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政府系副教授兼非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罗斯勒（PhilipRoessler）的新著《非洲的族群政治与国家权力：政变—内战陷阱的逻辑》（EthnicPoliticsandStatePowerinAfrica:TheLogicoftheCoup-CivilWarTrap）提供了科学严谨又精彩绝伦的答案。（高度推荐感兴趣的朋友亲自去品读原书）
在积贫积弱又遭受族群分裂之苦的非洲国家，殖民者撤退后中央统治者为了建立和维持政治秩序，要么选择与族群竞争对手分享权力以降低内战爆发的风险，要么坚持独占权力从而增加对手通过政变夺取国家权力的风险，这一两难的处境被罗斯勒称为“政变—内战陷阱”。该陷阱的症结在于战略不确定性带来的承诺问题：就维护社会和平而言，与族群对手分享权力是必要的但又必须承担相应的政变风险，因为统治者无法保证对手在获得权力之后不会以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统治者为了防止潜在的政变威胁，很多时候不得不将竞争族群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只有当统治者所在族群与竞争族群都拥有较强的威胁能力时，双方才有可能确立持久的权力共享安排，在类似相互威慑的情境下防止大规模政治暴力的发生。因此，内战的爆发是统治者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战略选择的结果，诸如国家能力虚弱等结构性因素并不意味着内战不可避免。
全书包括导论在内共计四部分、十一章。导论部分（第1章）概述了研究背景和全书的主要论点，并对研究设计做了说明；第一部分（第–4章）详细阐明了研究问题、内战的研究路径，批判地回顾了既有文献，提出了内战爆发的战略理论；第二部分（第5–7章）以苏丹内战作为理论发展型案例研究，在案例叙事中展示了理论与实际的高度契合；第三部分（第8–9章）分别运用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对前述理论做了严谨而全面的检验；第四部分（第10–11章）探讨了非洲某些国家避免内战的原因，并在总结全书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政策建议。
内战研究的路径：宏观、微观与中观有关内战原因的既有文献主要包含两大路径：宏观的弱国家范式和微观的比较研究。宏观路径以跨国统计分析为主，认为内战是国家能力虚弱（无法有效遏制叛乱）的产物，一旦物质条件（低发展水平、官僚机构能力低下等）满足，内战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这种近乎决定论的逻辑显然过于依赖相对静态的结构性因素来理解一个高度动态且变化多端的现象，尽管有助于解释全球范围里哪些国家更容易发生内战，但在解释某个国家内部的纵向差异时则非常无力。微观路径是对弱国家范式的补充，它聚焦于个体的能动性（agency），着重在结构性条件约束下探究“谁在战斗以及为何战斗”的问题，但通常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详细的文献回顾见pp.36-44）
上述两种路径无法提供一个完备的解释，因为两者都不能揭示内战爆发的战略过程，即围绕国家权力分配的讨价还价最终如何以大规模政治暴力的发生而收场。鉴于此，罗斯勒提出要发展一个新理论来解释内战爆发，该理论聚焦于中观层面的非正式制度（informalinstitutions）——这些制度以精英合作或联盟为纽带，连接了国家政权（宏观）与社会群体（微观），是弱国家赖以建立政治权威的重要基础（类似的制度视角见Kalyvas;ArjonaNo.30
非政府武装团体的根据地建设）。在一个族群高度分裂的弱国家，统治者要想维持社会和平，往往必须把各主要族群的大佬（BigMan）吸收到主导联盟（dominantcoalition）当中分享国家掌握的资源。这种族群间的权力分享或庇护网络（patron-clientnetworks）有助于中央政府与地方社群之间实现“合作式平叛”（cooperativecounterinsurgency），克服地理距离、信息不对称、信任缺失等问题，从而孤立并且挫败叛乱分子，最终避免发生动摇权力结构的大规模政治暴力。（详见pp.48-57）
族裔政治排斥与内战1.为什么选择族裔政治排斥？
族裔政治排斥（ethno-politicalexclusion）作为族际权力共享的对立面，指统治者有意识、系统地将某个族群（的代表）排除在具有实权的政治位置（positionsof“realpoliticalpower”）之外。如前所述，既然权力分享对于社会和平如此关键，为何现实中有的统治者会选择族裔政治排斥而独占权力呢？对此，罗斯勒从既有文献中总结出三种理论上的解释逻辑：经济的、文化的和战略的（见表1，详细的讨论请参阅该书第3章）。
表1族裔政治排斥的三种逻辑
经济逻辑又称工具逻辑，认为统治者谋求利益和权力的最大化，更加偏好吸纳同族（coethnics）、排斥他族以建立“最小致胜联盟”（minimumwinningcoalition）。但是，该逻辑没有考虑到排斥本身是有代价的，且无法告诉我们统治者能否精准估算出“最佳”限度的排斥水平从而避免内战爆发，因为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统治者很可能错误估计，比如低估对手的动员能力或自身的平叛能力。
文化逻辑即族裔民族排斥，认为源于同族内部的各种压力促使统治者选择排斥文化差异较大的“非我族类”，以确保同族的纯洁性与政权的合法性。对此，我们必须意识到非洲新独立国家的许多统治者处于一种双层博弈（two-levelgame）的境地（见图1，详细的讨论见pp.74-79），他们既要公开宣示其为全体国民服务的“国父”形象（族际博弈），又要私下与本族同胞讨价还价以强化政治纽带（族内博弈）。如果文化逻辑占据上风，我们将看到非洲国家普遍实行族裔专政（ethnocracy），可事实并非如此。现实中不少统治者会寻求权力的平衡，即在满足同族成员需要的同时又与其他族群分享权力。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所谓的同族压力，而是为何有的统治者不能维持族群间的权力平衡。
图1族群政治作为一种双层博弈
战略逻辑从不确定性引发的必要性出发，认为统治者始终无法摆脱可信承诺（cred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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