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计字数，文章较长，分为上下两篇推送，上篇侧重介绍新结构经济学应用工具开发进展，下篇侧重介绍新结构经济学在各个现实问题中的具体应用进展。该文即将刊发于《制度经济学研究》杂志。
近年来，林毅夫教授不但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理论，还倡导“知成一体”的新学风。除了基础理论研究，新结构经济学在应用型研究层面也得到广泛地推进，相关议题涉及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工具及其应用案例。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工具研究从基本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GIFF）模型向五类产业因势利导模型和新结构转型升级模型拓展并延伸到具体领域的新结构应用模型等。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覆盖了中国及其区域以及各个地方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少数民族地区与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与扶贫问题、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经济开发区的建设、特定行业结构转型升级、企业的转型升级、“一带一路”与国别研究等等现实经济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这些丰富多彩的应用研究不但有益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可为智库研究提供借鉴。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应用，主要得益于其将结构引入经济学之后的理论原创性和系统性，使其更适合具有结构多样性的现实。然而，目前的应用进展相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潜力而言还只是冰山一角，需要继续深入推进。
新结构经济学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国别研究案例研究智库研究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近年来，林毅夫教授不但积极倡导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理论，还力行“知成一体”的新学风。[1]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秉承古代儒家士大夫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作为人生信条。然而，这只是在道德哲学范畴中，比如是你要孝顺父母，你要友爱兄弟，你知道应该这样做，你做了，你就成了。所以，王阳明讲“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林毅夫教授却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里，仅有“知行合一”还不够。比如，许多经济问题，好像按照一些流行的理论，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然而事实是，我们按照这些流行的观点那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糟、更复杂。这就要求我们社会科学界不仅要探究“知”的问题，还要最终以“成”来检验这个“知”，社会科学家的责任是“唯成乃真知”。因此，在王阳明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哲学是“知成一体”，其内涵包括：“因行获知”，任何理论都是来自于现象，现象是行动的结果，因为有这些“行”，可以得到“知”；“用知践行”，知识分子获得知识的目的是要在实践上指导行为；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所以要“以成证知”，按照这个理论指导去做能成功的，才能证明你的认识是对的，最后才能“知成一体”。[2]新结构经济学虽然是一个初生的学派，但要求在“知成一体”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林毅夫教授也身体力行“知成一体”的学风，不溃余力地将新结构经济学转化为实践，在实践中完善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讲，年林毅夫教授成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这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职位，历来均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在世行任职期间，林毅夫教授充分利用该平台积极推动新结构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践，以帮助世行实现“没有贫困的世界”的使命，推动了世行这个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反思自身的发展思想与政策导向。例如，在林毅夫教授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基础设施和产业政策在世行都是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潮笼罩下的禁区。就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刚刚到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教授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对全球金融危机根源与世界发展本质的深入分析后，提出了一套超越凯恩斯主义兼顾短期反周期与长期发展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方案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已经接受了此方案，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为抓手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已经得到半个地球的响应。这些新思想新方案被总结在林毅夫教授的《从西朝到东风》一书中，标志着全球发展思潮已经开始向东转移。林毅夫教授和王燕在《超越发展援助》一书中可操作性地提出利用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上的比较优势来帮助非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等发展中经济体发展，重塑南南合作新模式。林毅夫教授与非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蒙加博士所著的《战胜命运》一书也为非洲等发展中经济体战胜命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自信。基于这些源自理论创新的新理念，林毅夫教授不但又担任了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首任院长，站在三尺讲台培养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而且还不辞辛劳深入全世界各国的发展政策实践第一线为各国领导人出谋划策。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思想、理论以及政策工具已经被广泛应用到我国各地与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发展与转型经济体。[3]例如：在国内，林毅夫教授出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新结构经济学也得到河北、西藏、吉林、广东、新疆等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政策实践的借鉴应用。在发展中国家，林毅夫教授也推动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非洲国家设立工业园克服基础设施的瓶颈，用一站式服务改善营商环境，以招商引资来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试点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改变了过去世人认为非洲那些落后的、尤其是内陆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制造业的加工出口基地的看法，为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产业多样化，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转型经济体，年波兰副总理莫拉维茨基代表政府推出被称为“莫氏计划”的“波兰长期发展规划”，新结构经济学被波兰官方公开称之为其规划的理论基础。新结构经济学在世行标准里的高收入国家，尤其是东欧剧变后转型最成功的国家波兰的应用，显得不同寻常。这标志着新结构经济学开始在发展中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中逐步取代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年9月16-17日，包括四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内的十三名经济学家，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当今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在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发布了他们达成的共识，即“斯德哥尔摩陈述”——被视为“华盛顿共识”关于政策制定原则的替代版，而林毅夫教授正是“斯德哥尔摩陈述”的起草人之一。
深受林毅夫教授“知成一体”学风的影响，近年来不少学界同仁也开始应用新结构经济学去研究现实的迫切问题。这些研究尽管不像林毅夫教授那样深入政策实践一线，但也体现出强烈的应用特征。应用研究与一般的基础理论研究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揭示客观规律为主，前者主要是确定后者的可能用途以及寻找特定问题的解决途径。[4]因此，应用研究的成果主要以应用工具和应用案例的研究成果为主。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也主要以这两类成果为主。在经济学中也有不少关于经济发展的应用工具研究，例如营商环境、增长诊断、产品空间、随机试验等等。这些应用工具不但本身就蕴含浓缩了诸多开创性的理论思想，而且直接面向政策实践应用。在管理学中，案例研究作为建构与验证理论的一种重要方法已被广泛接受和运用。事实上，在经济学中案例研究也是发现与检验经济学理论的重要途径，尽管相对于管理学中规范的案例研究而言经济学的案例研究形式看上有些天马行空。[5]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两个例子就开创了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中的“吉芬商品”的例子[6]；“经济学中的灯塔”的例子[7]。事实上，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之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就是一部中国案例，林毅夫教授在其新结构经济学系列著作中也不乏广泛应用案例研究深入浅出地阐述新结构经济学。[8]因此，应用工具开发和案例研究构成了新结构经济学应用研究的主体，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9]而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则是新结构经济学“知成一体”的两翼。[10]
本文旨在对近年来的新结构经济学应用研究进行最全面系统的梳理，以期为后续的应用研究提供参考。[11]我们主要检索了自“新结构经济学(NewStructuralEconomics)”一词提出以来（年）的公开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应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开展应用研究的文章、以及各个机构的工作论文或会议论文、著作和研究报告与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等文献。这些文章有的详实、有的简略，有的是直接应用与拓展新结构经济学某些观点、有的则是争论甚至是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的某些观点的。这些从不同角度与层面的应用模型开发和案例分析讨论对促进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大有裨益，能够积沙成塔，尽管有的文章的观点本身可能不一定正确以及其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和应用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些学界同仁对新结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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